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又迁至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原来三校秘密组建的地下党组织和随校南迁的党员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联合大学时期，秘密组建党组织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根据中共南方局指示，并在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联大地下党组织注意团结昆明大中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群众，继续发扬“五四”“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青年运动史和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关键词：西南联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民主运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丰碑，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组成西南联大的国立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是率先举起“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旗帜的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早建立支部的地方。李大钊、陈独秀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北大任教，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其中4名就是北大学生。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私立南开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也都有党员，并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北大、清华和南开不仅有优良的学术传统，而且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革命师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活动中。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在继承发扬北大、清华和南开光荣革命传统的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云南人民近代以来反抗英法侵略和本国反动势力压迫的爱国斗争精神。在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三校南迁与长沙临时大学党组织的斗争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北平市委根据北方局指示，决定将平津所有地下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除有社会关系可以隐蔽的人员外，撤离平津。坚持办学就是坚持抗战，北大、清华和南开决定迁移到南方组成联合大学进行教育抗争。

       8月，三校通过报纸广告、通讯广播、电报及个人信件等方式通知流亡在各地的学生到长沙报到，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简称“临大”），也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10月25日，“临大”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截至11月底，“临大”共集结了145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342人、清华学生631人、南开学生147人、新生114人、借读生218人。教职员工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七七”事变前，北大有地下党员46人，清华有地下党员42人。事变发生后，大部分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大学生响应党的号召，陆续撤出平津奔赴抗日的疆场。

       中共北平市委认为学生南下复学，将来学校里必须有党组织和骨干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到达长沙的部分党员遵从党的指示，秘密筹建党支部并与湖南地下党进行联系。9月下旬，随校南迁的北大地下党员吴伯磊、黄启威等8人在长沙黄启威家中开会，决定建立党员支部，并推举吴伯磊担任书记。所以从“临大”时开始，西南联大就建立有地下党组织。“临大”开学后，原北大和清华的党员共同组成“临大”党支部，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沙临时市委领导。“临大”党支部共有党员26人，其中有原北大党员6人，清华党员12人，新发展党员8人。此外，原北大党员王亚文、何锡麟和在“临大”入党的苏哲文属湖南省军委领导。以上3人虽然组织关系不在“临大”党支部，但仍然在“临大”进行革命活动。这样，“临大”时期共有党员29人。

       “临大”学生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学生党员在敌机不断轰炸，学校各种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边上课，一边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为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洪流、支援前线，党支部组织学生在长沙市进行抗日宣传和劳军活动。党支部发动长沙市大中学生举行“一二•九”两周年纪念会，组织学生编辑刊物《火线下》，在南京沦陷后倡议召开长沙市反日大会，号召全民抵抗并动员广大青年奔赴抗日疆场，保家卫国。当时长沙正处在抗日前线，日军飞机不断轰炸，许多学生热切希望能从军报国，不少人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走上了抗日战场。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时常到学校演讲，劝学生“安心读书”“不要蠢动”，压制学生的抗日热情。面对此种情况，“临大”党支部邀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先生到校作报告，徐先生向同学们深刻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延安和八路军的情况，号召同学们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必须拿起枪杆子到革命队伍里去。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报告时，要求同学们“第一，到军队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这个讲话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传到“临大”后，为广大学生进一步指明了行动方向。受此鼓舞，“临大”学生抗日热情高涨。有的同学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有四五十人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由于大批进步学生离校，到“临大”结束办学时，学生人数由原来的1400余人锐减到600人。

       在当时，抗日救亡为第一要务。“临大”党支部在党员人数少、组织力量弱、斗争情况复杂的情况下，正确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路线，秘密开展工作。在“临大”短短4个月的办学时间里，“临大”党支部组织和策动的抗日救亡运动卓有成效，成为当时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唤起广大民众认识日寇侵略行径、中华民族面临的巨大危险和深重民族灾难有重要贡献。“临大”党支部鼓励、动员和组织有志青年、进步学生和党员学生到抗日前线去、到延安去、参军去、到敌后去，对当时激励广大青年投身抗日洪流、保家卫国有深远意义。“临大”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筹划、安排和部署，让一部分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党性坚定的学生党员打入国民党内部，长期潜伏隐蔽，有利于后来党组织有效开展地下工作，造就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等，这样一批隐蔽战线的优秀战士、优秀党员，为党中央决策、为保卫延安和后来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西南联大党组织在昆明的战斗

       南京失陷后，形势日益严峻，长沙也非久留之地。“临大”常务会反复讨论并报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决定将“临大”迁往昆明，继续办学。1938年2月，“临大”南迁。迁校之时，正值长沙大撤退。迁撤前夕，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共长江局组织部的黄文杰专程来到长沙应变，他们与湖南临时省委、市委商定，任命王亚文为青年工作特派员。黄文杰和湖南临时军委书记聂鸿钧，将“临大”部分党员和其他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王亚文，由他带到昆明，并布置了相关工作。这就为后来中共在西南联大建立党组织提供了可能和便利，继而为促进云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和昆明地区成为“民主堡垒”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秘密重建党组织

       “临大”迁到昆明后，奉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即“五四”运动纪念日开始上课。原北平崇德中学党支部书记力易周到延安陕北公学习后，组织决定派他到大后方开展工作，他辗转来到云南。几经努力，1938年8月，力易周与在北平入党，后来到昆的黄远镇、郝诒纯成立临时党小组，3人分别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和理学院地理地质气象系，与在北平的党组织培养对象考入法商学院经济系的袁永熙、“民先”队员辛毓庄、郭松懋和迟习儒，云南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的负责人李家鼎等建立联系。10月，先在北平担任党和“民先”职务，后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区区委委员等职务的徐树仁来到昆明，并参加了临时党小组。经他建议，临时党小组改为临时党支部，推举力易周为党支部书记。11月，党支部发展袁永熙为正式党员。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东南局和南方局，由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党的各项工作。

       次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同月，南方局改组中共云南省特委，建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3月，南方局指示建立西南联大党支部，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袁永熙任书记。然而，1938年11月，就在力易周任书记的联大临时党员支部建立不久，中共长江局任命的青年工作特派员王亚文带着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来到了昆明，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四年级学习。他根据叶剑英和黄文杰的指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另一个党支部，指定徐贤议为支部书记，共有党员8人。次年5月，汤德明接任支部书记，党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党支部先由长江局领导，后隶南方局。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党组织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上下级之间不能及时联系，以致联大建党初期，存在两个党支部并存的局面。7月，王亚文毕业到南方局工作，他把自己领导支部党员的关系转给南方局，南方局又经云南省工委转给联大袁永熙党支部，两支部合并，袁永熙任支部书记。至此，联大两个党支部并存的局面结束，党组织统一、领导力量和工作能力得到提升和加强。

       （二）建立党总支及发展外围组织

       随着全国许多地方的教育文化和经济国防单位纷纷迁到云南，大学生、文化团体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名流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荟萃昆明，外来爱国进步力量与云南爱国民主力量汇合，云南的民主进步力量空前壮大。新党员发展工作进展顺利，入学和转学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联大党组织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40年3月，云南省工委决定将西南联大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下设分支和小组，先后由袁永熙和李晨担任总支书记，共有党员80人，约占云南全省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由省工委直接领导，省青委书记书何礼、组织委员杨天华具体负责联系。年末，为防止一线总支被破坏或转移，云南省青委在联大建立第二线党总支，又称秘密总支，先后由李之楠、邹斯颐担任总支书记，由杨天华负责直接联系，第二线总支对第一线总支保密。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第一线总支党员疏散；3月，第二线总支党员疏散。

       为重视群众工作，发挥和引导好进步学生社团活动，联大党组织秘密建立党的外围组织，这对团结群众，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联大党总支领导或保持密切关系的外围组织有“民先”“社研”和“群社”。“民先”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云南省特委（省工委前身）决定将原来中共云南地下组织之一“昆明支部”建立的“云南省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南下的“民先”合并，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总队部”，并在联大建立一个大队，1939年有队员近百人。“民先”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地下党员，这个组织先是秘密的，后来是半分开的。党的主张、方针、政策主要是通过“民先”宣传贯彻，“民先”在当时联大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1938年国民党下令取缔“民先”“青年救国会”“蚁社”三个社团，为了转变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式，更广泛地团结中间群众，避免“民先”成员中的共产党员暴露，南方局决定撤销“民先”。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民先”撤销后，联大党组织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民先”队员加入了党组织，大部分则转入“社研”隐蔽起来。“社研”成员分成小组，在联大党分支或党小组的领导下活动，活动方式较为隐蔽。它宣传贯彻党的主张、方针、政策、组织发展群众，与国民党控制的“三青团”斗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联大党组织发展党员多从“社研”中选择对象，因此这个组织起到了党训班的作用。

       1938年底，联大党组织还建立了一个公开的进步学生社团叫“群社”，在联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一般性的群众活动，下设学术、康乐、时事、服务、文艺、壁报、歌咏等股，后来还成立有“群声歌咏队”。党组织和“民先”不能公开出面的场合，都通过“群社”进行，或者联合其他社团共同行动。历任社长都由党组织提名讨论决定，正副社长都是党员，“群社”骨干也多半是党员或“民先”队员，党对“群社”有绝对领导权。“群社”重视为群众服务，结合学生学习和生活需要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深受师生欢迎，群众基础十分广泛，社员最多时达100多人，前后共有1000多人参加活动，成为西南联大前期校内外影响最大的进步学生社团。

       （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存在尖锐矛盾，云南省主席与蒋介石长期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共中央历来重视做龙云的统战工作，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也努力做龙云工作，联大党组织则通过爱国教授经常与龙云接触。通过各方努力，使龙云及云南地方当局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云南省工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放手发动群众，全力领导昆明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联大党组织依靠“民先”和“群社”联合校内外同学，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联大党组织利用“九•一八”和“七七”抗战纪念日组织学生游艺公演，高唱革命歌曲，鼓舞群众抗日斗志；揭露汉奸卖国行径，驳斥亡国论调；邀请著名教授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增强民众抗战信心；进行抗日文艺宣传，激发民众抗日斗志；向进步老师和学生投递党的刊物，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利用壁报介绍抗战情况，揭露国民党军消极片面抗战路线。联大党组织领导和策动的抗日救亡运动，既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又锻炼了骨干党员的组织能力；既传播了党的正确主张，又让大后方广大民众认清了抗日情势；既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又团结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

       联大党组织策动和领导进步社团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引起了学校国民党及其外围组织“三青团”的仇视，面对国民党组织和“三青团”的捣乱、诋毁和破坏，联大党组织和进步社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其对八路军“游而不击”，叫嚣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竭力鼓吹“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言论和阴谋，并通过争取中间群众，取得对联大学生自治会领导权以实现引导联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开创了大后方群众革命运动可喜的大局面，并为后来云南昆明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民主堡垒和反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奠定了非常好的群众和组织基础。

       （四）荫蔽精干，积蓄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也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于1939年冬至1943年春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那里（国统区），是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的方针，在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西南联大党组织把已经暴露的党员、“民先”“社研”“群社”的骨干约100人（其中党员50多人）安全撤离学校，以教师、职员等公开身份疏散到边远县份进行隐蔽。

       此次疏散，并非消极地躲避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迫害，而是党组织借机到云南更广泛的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据点，加强所到地区的革命工作和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开辟新的革命基地。云南省工委原计划依托疏散到各地的党员建立泸西、大理、昭通、个旧、楚雄、武定和腾冲等若干个中心县委，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最后只建立起了泸西和昭通两个中心县委，但是疏散到各地的党员对当地的革命工作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实际上，疏散到云南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党员同志，除开展革命工作外，他们还在当地兴办教育、传播知识文化和从事民众运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增强了党员的群众基础，加强了党的工作，壮大了党的力量，在云南广大地区和各族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对当地后来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及在解放战争中开展游击武装斗争，争取云南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有些党员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但仍然坚持秘密活动，直至云南解放。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初心不改，使命不变的优良品质。

       大疏散以后，留在联大的党员只有11名。为适应对敌斗争新变化，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指示不设部委，也不建立固定的机关。从1941年初疏散开始，至1942年上半年止，联大党组织撤销了二线党总支（支部），但仍然设有党总支，但任命总支书记的时间很短。从1942年下半年后，联大党组织不再设立党总支，党员由云南省工委三位委员单线联系，要求横不越支、纵不越级，并且暂时停止发展党员，严格组织纪律，禁止随便找党。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上半年，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其间因不断有从鄂西、重庆、陕西、两广甚至南洋等地转来联大学习的党员，也有疏散出去又回学校复学的党员，随时又有党员转移或疏散出去隐蔽。考虑到联大党员流动性较大，1943年春云南省工委曾在联大设立一个党支部，联系有党员61人，是联大党员数较少的时期。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提出在国统区的党员在贯彻“荫蔽”方针时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联大党组织在云南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深刻领导并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精神，采用更为荫蔽、分散的方法，以应聘任职的方式深入各中学、社会各阶层群众中开展工作，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争取与团结相一致。在实行“三勤”活动中联大党组织掌握了学术、文化、体育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权，活跃了校园文化，交友范围逐渐扩大开来，同学间增进了感情，党组织党员与进步教授的政治联系进一步加强，进步力量慢慢积蓄、增长起来，为后来昆明地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联大党组织既出色地开展了工作，将群众卓有成效地团结起来，又极好地荫蔽了自己。1944年6月，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赵澍向中央报告说，“共产党在昆明的活动不积极”；“三青团”中央直属联大联大分团部干事陈雪屏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说，“联大没有发现共产党活动，因以往的活动分子均未回校。”

       事实证明，云南省工委领导联大党组织执行“荫蔽精干”方针和“三勤”指示成绩显著，曾受到南方局的表扬和周恩来的肯定。一个只有5名党员的党支部，几名个别由省工委联系的党员和一些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党员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领导指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埋头苦干，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秘密工作，英勇独立，党支部充分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同志则以实际行动和出色的工作践行了先锋模范作用。这是我们党永葆青春和不断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五）领导爱国民主运动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挫败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八中路军、新四军粉碎了日本的“大扫荡”并开始局部反攻作战，不断扩大和巩固了解放区，全国人民希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与此相反，国民党政治腐败，军事失利，经济濒临崩溃，国统区已陷入严重危机。党中央及时发出挽救危机的号召，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国统区迅速掀起新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

       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以联大学生为中心，团结进步民主爱国教授不失时机地开展民主运动。联大党组织以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纪念活动为起点，邀请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进步教授阐释“五四”精神、意义与影响，再度点燃联大爱国民主的火炬，在“五四”爱国民主精神的鼓舞下，经党组织推动和党员同志努力，联大和昆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市大中学师生、民主人士、工人、职业青年、公务人员甚至部分国民党官兵都卷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昆明成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不但云南省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斗争意志不断被鼓舞，重庆、成都、贵阳等西南各地群众和学生也纷纷响应，“乘着昆明的巨浪前进”。斗争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联大党组织利用“壁报协会（联合会）”组织学生斗争，从“三青团”手中夺取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从此，联大学生自治会一直处在党的领导之下，翻开了联大学生运动史上新的一页，为联大和昆明爱国民主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联大党组织还组建了“民主青年同盟会”第一、二支部，与“民主工人同盟”和“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成为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党的三个外围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和有力助手，在后来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组织和领导“一二•一”运动

       抗战胜利后，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重整山河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倒行逆施，在美国援助下阴谋发动内战，以武力消灭人民武装，扑灭民主力量，以维持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中国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关键时刻。

       蒋介石早就把大后方“民主堡垒”昆明视为心腹大患，利用滇军主力入越受降之机胁迫对民主运动持同情态度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下台，任命CC骨干分子杨宗黄为民政厅长并代行省主席职，关麟征为省警备司令，加强对云南的控制，进而镇压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稳定其发动内战的大后方。昆明人民已经闻到了内战的火药味，联大师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更为关注。云南省工委与联大党组织一、二支部同志商量，决定召开一次以反内战为主题的时事晚会，并经过民青支部、学联复议由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研究决定，1945年11月25日，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反内战时事晚会。由于反动派阻挠和向云大施压，时事晚会被迫改在联大新校舍大草坪举行。当天，昆明大中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6000余人参加晚会，钱端升、费孝通、伍启元、潘大逵等四位教授发表了演讲。尽管反动当局多次向会场低空发射冲锋枪弹和小钢炮进行威胁；派出特务破坏电线，中断照明，混入会场进行干扰，师生们还是点燃汽灯继续进行演讲，毫无畏惧。散会后国民党军队在联大全面戒严，阻止通行，师生极为愤慨，串联签名罢课以示反抗。当晚，联大党组织第一、二支部和“民青”第一、二支部负责分别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应该支持师生罢课要求。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将昨晚学生召开的时事晚会诬蔑为“匪聚”，引发师生更大不满。云南省工委同意支持学生罢课，并指示要实现昆明大中学校总罢课。28日，昆明罢课学校达到31所（共44所），并组成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开展斗争。先后发表了《罢课宣言》《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告美国人民书》《致美国政府书》《告士兵书》《告工人书》《告全市各机关公务人员书》等文告，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罢联”还派出大批宣传队上街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和罪行，向市民说明反内战争取民主的主张，解释罢课原因和学生要求。

       联大师生的罢课行动得了昆明社会各界的支持，但云南反动当局按国民党中央“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的指示，组织“反罢课委员会”与学生对抗，并派出特务遍街殴打逮捕学生，闯进学校撕坏壁报、捣毁校内教学用具。仅29日，就发生殴打学生事件25起，逮捕事件15起。次日，中法大学、云南大学、联大师院先后被特务袭击，暴徒还捣毁了《新华日报》昆明分销处。云南警备司令部对“罢联”的严正抗议置若罔闻，并策划于12月1日对学生运动采取进一步行动。

       12月1日上午，国民党徒、军官总队、警备司令部便衣队、“三青团”暴徒二三百人携带凶器攻打联大新校舍、联大师院、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和云大、中法、南英中学等学校。在联大新校舍门前用手榴弹炸死了南菁中学教师于再（中共党员），在联大师院用手榴弹炸死了潘琰（女，共产党员）、李鲁连和昆明工校学生张华昌，师生被打成重伤者25人、轻伤3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随时保持与联大党组织有联系，及时指导学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按照党组织的布置，“罢联”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反内战时事晚会开始，至1946年3月17日为四位烈士出殡。历时4个月，是“一二•九”运动以来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由于这次云南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代表了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府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促进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揭开了国统区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第二战线的序幕，使蒋介石反动集团处在人民的包围之中，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一二•一”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教育和锻炼了青年一代，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联大党组织根据云南省工委指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对群众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加强思想教育，严肃认真发展党员，“民青”的大多数骨干被吸收入党，运动发生前昆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仅20余人，复课后迅速发展到100多人，其中联大共产党员有71人。运动发生前昆明有“民青”成员300多人，复课后发展到600人左右，其中联大“民青”成员累计达270人。1946年5月4日，联大停止办学后三校师生陆续北返，平津地区和云南的“民青”成员分别发展到了5000多人；留下的党员和“民青”骨干继续团结昆明大中学生开展斗争，巩固和扩大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建设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壮大了党在云南的组织和革命群众队伍，并为后来云南实现和平解放奠定了非常良好的群众基础。解放后，大批联大党员、“民青”成员和进步学生，成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为建设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二•一”运动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是因为运动始终由党密切领导进行。在党中央、南方局的指导下，云南地下党组织从全国斗争的形势和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运动全过程中，始终坚持党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蒋介石为首的反动集团，特别注意团结教授、教师和争取学校当局的同情和支持，广泛争取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中立地方实力派，结成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同时，运动全过程中，紧紧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充分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因势利导，表现了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斗争艺术，使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在激烈斗争中能够始终保持紧密团结，坚持斗争。这是保证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的决定因素。

       三、结语：历史的启示

       2020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指出：“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在西南联大活动的9年，继续和发扬了“五四”“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青年运动史和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向世人表明，西南联大不仅培养出大批著名的专家和学者，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就了一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骨干。西南联大和昆明被誉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蜚声中外的“民主堡垒”，而联大党组织则是这个“堡垒”的坚强核心，其所组织和领导的“一二•一”运动成为继“五四”“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国青年和学生运动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联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已实现。然而总结和研究联大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活动的历史是我们今天责无旁贷的工作。我们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是为了学习西南联大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同志们敢于坚持理想和信念、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是为了学习联大师生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危急之秋，联大师生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结茅立舍、努力践行“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使命与担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 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活动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2] 北京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3] 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4] 编写组：《中共云南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1950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

[5] 袁永熙：《回忆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云南近现代史研究资料》（第11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6] 费炳、李群杰、李剑秋、唐登岷：《三十年代云南地下党的恢复重建及其工作和斗争》，《云南党史通讯》1978年第3期。

[7] 马识途：《谈谈西南联大的学生运动》，《云南近现代史研究资料》（第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8] 中共历史资料丛书：《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版。

[9] 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云南近现代史研究资料》（第9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

[10] 郑伯克：《回顾一二•一运动》，中共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一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8月版。

[11] 编写组：《笳吹弦颂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