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林，男，汉族，1925年10月出生于弥勒市东风农场，1944年被抓壮丁后加入国民党60军21师1团，1945年5月随部队挺进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149师445团炮营山炮连，1955年4月30日复员。先后在西南第三工程公司、开远发电站、昆明养路段工作过。

我永远是一个兵

——追记弥勒抗战老战士张建林

       环球在线中国退役军人报道   穿过绿树掩映的村庄，我们找到了张建林的家。老人正坐在自家屋子门口打着盹，享受着阳光，光影里的老人孱弱疲惫，满脸的皱纹和颤抖的双手让人倍感岁月和历史的沧桑。现在已经90多岁高龄的张建林，心态平和，思维清晰，对抗战之事还记忆犹新，只是牙齿掉了几颗，听力不好。

与老人交谈，要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才能听清。但是他能看出我们的真诚，因为完全不用我们发问，老人的回忆已经是一泻千里。就这样，我们听老人讲述了他平凡但又不一般的人生经历。

1940年5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还在睡梦中的张建林突然被闯入家中的10多个人按住，他们用铁链将他的双手锁上，把他带到弥勒县城郊的一个寺庙中关起来。第二天，很小的张建林穿一双稻草草鞋，一直跟着别人走。路上也有逃跑的，但是张建林亲眼目睹了逃兵被捆着抛下河淹死，于是不敢逃跑。到昆明后，张建林开始了新兵的训练。就这样，15岁的他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滇军60军21师1团的一名士兵。

1943年10月，部队从昆明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部队行进基本靠步行。他们头戴法式钢盔，身穿黄色的棉布军装，小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云南特有尖口连绊布鞋，肩扛步枪和轻、重机枪，马拉大炮，翻越云岭高原的崇山峻岭，千里挺进到贵州、湖南、河南大地，沿途受到各地群众、政府及抗日救亡团体热烈盛大的欢迎和慰问。人们为出征将士端茶送水、牵着牛羊前来犒劳部队，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第一次上战场还是有些害怕的。”张老说，自己当时是班长，因此尽管害怕也不能表露出来，怕影响其他士兵的士气。“但是当听到第一声枪响时，所有的杂念就都消失了。”张老说，从自己打响第一枪开始就已经将生死抛在脑后了。对于战场上的更多情况，张老表示不愿再提起，因为“战争太惨烈了！”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能不提，那就是赴越南受降。”在张老的心中，这是一辈子都难以磨灭的记忆。张老说，1945年5月，当时60军作为先遣部队进入越南。当他们到达海防时，城内处处都站着武装日军，神情沮丧，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好似泄了气的皮球。“直到那时，我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终于胜利了！”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第60军，军长叫曾泽生，60军184师师长潘朔端，551团团长张秉昌是昭通人，1945年9月日本人投降，1946年上半年184师师长潘朔端就率部在海城起义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后来打内战又打了三年，辽沈战役前潘朔端跟曾泽生在长春谈判，谈判时期戒备森严，不准出进，起义那天是1948年10月17号，命令是让我们晚上10点钟起义，解放军是在手臂上绑上白手巾，我们是在脖子上绑上白手巾，长春和平解放了。”说到长春起义，张建林一脸骄傲。

1950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战士的张建林参加了抗美援朝。“我们抗美援朝出去了两年都没有洗过衣服，黑亮黑亮的，下雪和下雨后都朝一边滚掉了，不会湿衣服”，“其实美军很怕死，只要我们穿插迂回后突然啪啪的一阵扫射，再加上一顿手榴弹的狠揍，一排排尸体倒下后，再冲入敌军阵地，短兵相接，猛烈冲杀，那些高大的白人便四处鼠窜，举枪缴械了，第五次战役中我军伤亡也很大，我们一个连仅活下来5%的战友。但我们云南的军队从我当兵那天起，就没有听说过向外敌投降或者当伪军的，是有骨气的”。张建林告诉笔者，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后不久，他就在1955年4月30日复员了，复员证上写着：该同志革命期间安心行军作战，克服一切困难，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一贯积极热情，从未发过牢骚。希望该同志不居功、不骄傲，保持革命军人荣誉，争取更大光荣。

       复员后，张建林先后在西南第三工程公司、开远发电站、昆明养路段工作过。由于几十年都没有回家，他最后选择退职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

回来后，老人一直住在东风农场，平时跟家人和外人交流少，对于参加国民党部队的事更是不敢提及，怕给家人带来麻烦。

临别时，我们看了张老当兵时年青的照片，身穿军装，虽然脸上还带着稚气，但眼神里却充满了坚毅。这是他出征前在部队照相馆里留下的照片，那年他18岁。经过战火的洗礼，岁月的蹉跎，如今，照片里的青年已经变成了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站在大门口给我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用他的话说：“我永远是一个兵”。